近日，四大一線城市人口負增長的消息，引發熱議。其中，深圳是建市以來首度出現負增長。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較2021年末的1768.16萬人，減少了1.98萬人。

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數據，兩地常住人口數量較上一年同期分別減少了4.3萬和13.54萬。5月12日，《2022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布，2022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873.41萬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萬人，少了7.65萬人。

隨著北上廣深常住人口齊齊步入負增長時代，標志著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已經來到了一個臨界點，人口發展模式也必然面臨改變，新一輪的城際人口洗牌開始了。

新城市志｜一線城市人口集體負增長，釋放了哪些信號_澎湃評論_澎湃新聞-The Paper

對話經濟學家彭文生：人口結構比人口總量更值得重視

是在 11 年前，經濟學家彭文生出版了《漸行漸遠的紅利》一書。他以人口紅利和制度變革為研究主線，分析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奇跡，引出勞動年齡人口見頂后的難題：經濟增速趨緩是長期趨勢，中國經濟會看到更多不平衡，而地產是未來五到十年最大的宏觀風險。

著作出版在一個相對樂觀的年代，當時人們談論中國經濟最常用的一個詞是 “保 8”。企業家和消費者在次貸危機沖擊后，雖心有余悸，但更多人相信壓力只是暫時的。

人口更多被視為 “紅利”，可以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增長。關于人口問題，爭論多停留在 “人多還是人少好” 這個層面，主要的聲音是延續馬爾薩斯精神的，認為中國人太多，構成巨大經濟和環境負擔的是多數派，呼吁謹慎放開二孩。

這是彭文生這本書寫作的背景，也構成他的研究寫作動力——經濟學界對于人口問題的簡單理解，以及對人口結構問題不重視的程度都超出了他的預期。

“我的焦慮在于這件事對未來社會發展影響如此顯著，為什么還有那么大的意見分歧和爭議?！?彭文生說。

2022 年，中國人口自 1960 年代以來首次減少，比前一年少了 85 萬人，轉折點比中外絕大部分預測早近十年。今年 2 月初，彭文生應約在北京國貿辦公室接受《財經》采訪，他如今是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對于這條新聞，他說，“盯著近一兩年每年幾十萬人的變化沒有太大意義，更值得重視的是人口結構的變化方向，當前的總量變化是過去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這是他關于人口問題一直以來堅持的觀點。

看到十多年前憂慮的趨勢成為現實，他想到的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三個世紀前寫在《國富論》的一句話。人人都熟悉這位學者 “看不見的手” 的經典理論，但警鐘般鳴響在他的腦中的卻是這一句：“就一國的繁榮而言，最明確的標識是居民人數的增長”。

“亞當·斯密更多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人口增長。當然問題可能不是那么簡單，但人口的增長是影響經濟社會的一個根本因素，它必然有非常重要的系統性影響?！?彭文生說。

彭文生在 IMF 的 5 年和在香港金管局的 10 年工作經歷讓他作為經濟學者能兼顧學院、市場和公共政策視角。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時任所長蔡昉說彭文生的研究講明白了 “人口結構如何塑造宏觀經濟格局”。

彭文生的觀點在當時不受歡迎——繁榮時期的理性聲音常常如此。至今他還記得書出版后，有一些評論認為過于悲觀。在如今看來，當下正在發生的某些現實印證了彭文生的多數判斷。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迎來人口結構的黃金期，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 1980 年的 5 億左右增長到 2010 年的 9 億左右。疊加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全社會形成一段勞動力充足、家庭負擔較輕的時期。人們可以存更多的錢，儲蓄增加，獲得現金流的企業可以更多投資、雇人，在金融周期的催化下，共同創造經濟繁榮——這是人們為什么樂觀。繁榮之下，收入差距擴大、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全社會債務率升高。隨著一代人逐漸老去，年輕一代生育意愿減少，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深層次的影響開始顯現。

2012 年中國 15 歲到 59 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相比 2022 年的人口總數減少，這本是一個更早該注意到的信號。與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需要贍養的老年人口占比快速升高，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90 年到 2010 年，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每 100 名勞動年齡人口要供養的老年人數）緩慢上升 3.55 個百分點，但在之后的十一年里迅速增加 8.92 個百分點、達到 20.82%。

因為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在不同年齡階段具有不同的生產、消費能力和意愿，雖然人口結構變化緩慢，但在物價、利率等金融因素的影響下，它對經濟的影響可能不像其自身的漸進變化那樣平緩、均勻，彭文生形容，“就像地殼運動逐漸累積能量，最后的火山爆發只是累積后的集中釋放”。

面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調節機制難以快速見效。2016 年中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隨后三年的每年新生兒數量均低于政策調整前的預期下限。

日本常被視為前車之鑒。他們的老齡化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加速，至今未見拐點。全日本接近三成人口超過 65 歲，生育率再次逼近最低點。相比鄰國，彭文生覺得中國劣勢在于貧富差距較大和人口紅利時期累積的海外投資更多是回報率較低的安全資產。然而，憑借全球規模第一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國還有充分發揮大國規模優勢的窗口期。這也是他對中國人口形勢相對樂觀的地方。

理想情況下，一對夫婦平均生育 2.1 個小孩，才能回到足以維持人口數量穩定的水平。生育率的提振至關重要，彭文生認為，“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關鍵的時間窗口。”

如果有機會修改十多年前那本書，他覺得在促進生育率回升這個問題上態度該更激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