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杠桿原理的情話
儒家思想應該是對中國文人影響最深的，它根植于骨子里，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脊梁，屹立不倒。
“學而優(yōu)則仕”的思想，然后“仕途上下”，最后“窮則獨善其身，富則濟世”成為人生信條。從屈原的《離騷》到范仲淹的《楊玉娥婁機》，都可以看到它的滲透。
“仁、禮、智、信”五字箴言，在古代經(jīng)典中更是屢見不鮮。從四書五經(jīng)到千字文和弟子規(guī)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政策，千百年來執(zhí)行得很好。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儒家的確是中國文化的起點，其真正的哲學意蘊可以從儒家弟子宣傳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中看出來。
儒家倫理本體論的內(nèi)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仁、中和、五倫。
“仁”在《論語》中出現(xiàn)了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幾乎涵蓋了他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人類美德。
“仁”成了泛倫理的崇高品格。
“鐘”在古漢語中是指“權(quán)”，即稱重量的工具。它由一根木桿和一個重物組成，根據(jù)平衡和杠桿原理運作。
“中”則比喻和象征性地指審時度勢、隨機應變、中庸公正；當然，就算你用了貶義詞見風使舵，模棱兩可，恪守中庸等等。
但在倫理本體論的內(nèi)涵上加上“五倫”之后，色彩是可以改變的。
“五倫”首先是自然地與人打交道，即把“父子”這一代表祖先傳承、祖先崇拜、生物傳承、自然規(guī)律的時間地理原理作為倫理道德的首要條件，進而概括為君臣關(guān)系、師生關(guān)系、上下級關(guān)系、兄弟關(guān)系的共時性系列，以自然秩序的歷時性系列代表社會秩序的共時性系列，甚至成為文人乃至所有普通人精神倫理生活的核心內(nèi)容。
隨著封建中央集權(quán)的不斷加強和儒家正統(tǒng)地位的確立，文人精神被異化了。
每一代都有很多烈士，但很難說他們是一個獨立人格的體現(xiàn)。相反，他們依附于一個抽象的觀念，并自愿成為其受害者。
建功立業(yè)，讓自己的心在歷史上熠熠生輝，并一再表彰和提倡忠烈的女性，讓死亡成為一種隱秘的沖動，換來一個定格在熒幕上的完美姿態(tài)。
這種情況在明代達到了頂峰。
方孝孺朱迪并不害怕用慷慨的演說來消滅十大氏族，更不用說九大氏族了。你考慮到許多無辜的親戚和學生的生命不從屬于他嗎？
當公務員被當眾拖下水，被扒光衣服，被打屁股的時候，他們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用尊嚴和生命抗爭的“正統(tǒng)”的價值？
如此愚蠢的勇敢是如此可悲。這種悲涼一方面造就了中國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怒發(fā)詩人”下的不朽篇章。
結(jié)果，古代的學者不僅讀圣賢的書，還聽說了天下事。談到國家安全，他們總是悲傷的，杜理科·傅的“雖然一個國家被分裂，山川和河流保持，春天重新回到樹木和草的綠色，花瓣像眼淚一樣落下，孤獨的鳥兒唱出他們的悲傷”。
“新的鬼魂在那里哀號，舊的在暴風雨的黑暗的天空中最響亮”；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杜牧《令后人哀》流露出深深的悲哀。
很少有人有王昌齡“金戰(zhàn)穿金甲，樓蘭不破一去不復返”的精神。
說到自己的命運，就像“同時天涯淪落人，我們相遇。我們理解。熟人有什么關(guān)系？。
”“我想到天地，沒有限制，沒有盡頭，我獨自一人，眼淚掉下來”是最沮喪的感覺。偶爾的一些“花言巧語取悅親人，奏樂寫書消愁”的閑情逸致，也是人生失意后的無奈感嘆。
只有李白這種最瀟灑的浪漫主義詩人，才會有“我生來有用，紡一千錠銀子，都回來了！”喝醉后。
古代文人花十年時間研究詩詞歌賦，為的是能夠登上狀元之位，施展宏圖大志，興國家之利，除國家之弊。
但是由于昏庸的君主和奸臣當權(quán)，很多人沒有才華，甚至被陷害和排擠，自己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上書朝廷，晚上八千元到朝陽路”的情況比比皆是，更談不上大有作為。
于是文人隱居山林，玩花玩蟲玩魚，以殺其志，只留下“我們把你的窗開在園田之上，手捧杯談桑談麻”的田園詩語。不甘寂寞的人偶爾會發(fā)牢騷“半夜苦不堪言，不問蒼生鬼神”；野心家只能通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來表示對國王的好感，以示仁義。如果他有幸得到國王的賞識，就會表現(xiàn)出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以“進也憂退”來效忠國王。
這樣的情緒能讓我們不去擔心它，反而去擔心它嗎？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形成了溫和善良的性格。他們不敢像英國人那樣處決“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國人那樣強行趕走“尼古拉二世”。他們只能過著像老虎一樣整天陪著你的生活，最后悲痛而死。
所有的詩人和先賢都不會“花大錢買寶刀，卻嫌一件貂皮、一件皮毛換一件酒貴”，詩人和神仙也不會唱出“數(shù)風流人物，看今朝”的豪邁詩句。
然而，儒家思想并不是中國唯一的古代思想。先秦諸子百家，漢代傳入佛教，漢唐時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和北方游牧文化的沖擊。盡管儒家思想是所有學術(shù)流派中最傳統(tǒng)、最持續(xù)的，但其他學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漢吳尊儒，其他諸子未泯滅。思想的交鋒和融合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
因此，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儒家經(jīng)典。
莊子的心、道、明、物、我是一體的，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人生境界，也是許多文學藝術(shù)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境界。
空心靈的光明與空虛，就是人們常說的沐浴雪的精神進入文藝創(chuàng)作的精神境界的一瞬間。
老莊的深刻影響在于他們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旨趣。
它是一種看似無形，實則無處不在的影響。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在古文中也時有體現(xiàn)，從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柳宗元的《玉溪詩序》，再到蘇軾的《紅墻賦》都可以看出。
打個不恰當?shù)谋确剑酌险J為儒家是食品店，每天都是要吃的，而道家就像藥房，有病可以去，有病就得去。
疾病就像一段混亂時期。如果你想撥亂反正，你必須研究道教。
道家包括兵家、縱橫家的思想，甚至天文、地理、醫(yī)學等等。所以，一個民族，甚至一個文人，如果“生病”了，一定要去這家藥店。
儒家對棺槨厚度大小和喪期的堅持，經(jīng)不起莊生的一聲大笑，于是儒道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兩大勢力，分別代表道家和幽默派。
后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被帝王利用，或者士與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造成大一統(tǒng)的局面，世界上出現(xiàn)了腐敗的儒家。
但道教的源頭是浩瀚的，老莊的文章是神韻的，這使得它的效力不可磨滅。所以中世紀以后，看似儒教一家獨大，實際上儒教和道教是分裂的。
中國人執(zhí)政時信儒家，不相見時信道家。他們各自游覽森林，歇息山川，陶冶性情。
中國的文學，除了皇家走廊和寺廟的文學，都是因為開明的道教。
畫廊文學都是假文學，也就是經(jīng)世之學，不是狹義的文學。
所以有真精神的文學，最深刻的詩詞歌賦，都是回歸自然的，屬于幽默派，超脫派，道家。
如果中國沒有道家文學，如果中國只有豁達的儒家道統(tǒng)，不知道中國的詩會有多無聊，中國人的心會有多壓抑。
正始后，王得知，道家勢力復興，竹林七賢繼續(xù)主張，于是他清理腐儒氣味，展開了一場談話。
在這種空的氛圍中，道家心理深入人心，周秦思想的張力得到了充分的綻放，變得從容自在。比如，草木已在盛夏繁盛，進入豪邁深遠的初秋。
由此，陶謙這位成熟的金末詩人，是由清王朝的玄言和魏晉的文學品格造就的。
陶謙的淡然自適，不像莊生的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
與屈原的《卜居》和《漁父》相比，他的《歸鄉(xiāng)》既有自戀，又沒有激越悲憤之聲。
他和莊子一樣，主張回歸自然，但在對世俗世界的批判上，卻沒有莊子那么犀利。
陶不肯為五斗米彎腰，世人卻為那些為五斗米彎腰的人的愚蠢感到惋惜。
而莊生卻把甘露稱為待宰的圈養(yǎng)牛。
因此，當約翰遜到達陶謙時，他憤怒的笑聲變成了溫和的微笑。
這種深刻的遺產(chǎn)反映在許多文章中，從瘋狂的《樓氏物語》到凄涼的《深山秋夜》。
然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儒道同源，卻又互不相同。兩個學派相對而立，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從而構(gòu)成支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兩大精神支柱。
儒家主張禮樂教化，闡述治國安邦之道，被歷代官方集團大力提倡和推廣，成為社會、政治、道德領域的指導思想和正宗思想。還得到了國家教育制度的保障，系統(tǒng)地教授和普及，獎勵經(jīng)學研究，讀經(jīng)成為知識分子追求仕途的必修課。所以儒家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很突出，居諸家之首。
而道家則重視自然無為而忽視禮樂教育，與現(xiàn)實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對禮樂文化進行尖銳的批判，背離了日常的人倫生活。它具有隱士派和浪漫派的風格，所以在大多數(shù)歷史時期都不能成為官方的哲學，也不能納入國家教育的官方課程，所以處于對立狀態(tài)。
道家人物不求世道，無意功名不朽。他們不靠政治權(quán)威，卻能自然形成一股流向社會各個角落的暗流，潤物細無聲。
表面上是儒顯道隱，儒強道弱，儒熱道冷。其實儒家和道家是對立的，很難區(qū)分。
人們常說，傳統(tǒng)政治是外儒內(nèi)法，外儒內(nèi)法。我們也可以說，傳統(tǒng)思想是外儒內(nèi)道，外儒外儒是陰道，道中有儒，道中有儒。
如果中國只有儒家而沒有道家，中國的文化就少了一半光彩。
中國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務實，注重現(xiàn)實生活，尊重常識，積極上進，做事力求合理，這是一方面；然而，中國人有著超越的意識，豐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操，心胸開闊，不斷開辟超越常識的新的精神世界。他們向往超然、自由、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