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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江，本名成其昌，滿族，1943年生，吉林市人，吉林歷史文化名人成多祿曾孫，抗俄殉國的清壽山將軍曾外孫。1966年原北京地質學院物探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第六、七屆全委會委員，中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有“帳篷詩人”的譽稱。歷任中國楹聯學會秘書長、副會長，名譽會長，多次主持全國征聯評選和長期擔任中央電視臺有關對聯的節目主講人，是楹聯學術的代表人物，被評為全國“聯壇十杰”，現為中華對聯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在中國地質圖書館副館長任上退休，現為該館文化顧問，中國地質大學語言學教授，《中華辭賦》、《國土資源科普與文化》、《對聯文化研究》、《詩詞之友》、《華夏詩聯書畫》、《天津楹聯》等刊藝術顧問。出版各類著述50多種，《常江文集》（12卷）《中國對聯譚概》、《對聯知識手冊》等在楹聯界影響較大。

講好楹聯人自己的故事

常 江

誰都不會否認，當代對聯文化的勃興，是從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始的，并且在和詩、詞、曲、賦的并行發展中，還常常先行一步，比如制定公平、公正、合理的評審規則，實行古韻新韻雙軌制，提前制定跨世紀文化發展綱要，等等。在這方面，我們既不夜郎自大，又不自慚形穢，而是保持獨立的品格。

當前，無論新詩舊詩，也無論詩詞曲賦，在發展中都出現各種難題，外部內部也都有不同的聲音，這都是正常的。人們也試圖從各個方面進行詮釋與破題，這都是必要的。作為楹聯人，我們的出發點是講好我們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梳理一下值得書寫的幾件大的事件。

第一個故事：楹聯與詩詞破天荒地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楹聯是中國詩歌傳統的一部分，但它的地位不高，一兩千年，無論楹聯發展如何興盛，無論楹聯作者多么普遍，盡管楹聯掛滿了紫禁城的各宮各殿各門，卻總被看作是“附庸”，是“詩余”，是“小道”。直到1976年“四五運動”，楹聯才與詩詞第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在這場運動中，留下的詩，人們印象最深的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當時的挽聯也是高水平的。各種版本的《天安門詩抄》，都是說“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面立起了四個大牌子”。大牌子寫的什么，沒人說得清楚。那不是詩，竟然是由兩副對聯組成的套聯：

其一：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

其二：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四五運動”那么多的詩歌與對聯，能被人記住、或者說能被人樂道的，差不多就是這一首詩、兩副聯。從那時開始，新時期的楹聯，進入了快車道，疾速發展，開啟了當代楹聯大發展的序幕。

對于楹聯來講，這真是破天荒，真的從詩詞的影罩下走出了自己。實際上，楹聯和詩詞有巨大的區別，聯律也應該與詩律分道揚鑣，旗幟鮮明地舉起自己獨立的大纛。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還常常依然以詩律為準繩，來談論、建立對聯的格律，實際上，又不自覺地倒退到“詩詞附庸”的地位，忘記了對聯是最具有包容性、靈活性、創新性、革命性的文體。

第二個故事：跨越了建“社”的傳統成立各級學會

古代只有詩社、詩鐘社，他們除了詩詞，也捎帶楹聯創作，像民國時候的“麗則吟社”，舉辦過以“國魂”二字的嵌字征聯，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詩社，說到底，是文人的小團體，志同道合也罷，追隨流派也罷，是“自己人”的小圈子。

當代楹聯的發展，一開始就站在與以往不同的高度上，不是搞詩社，而是成立學會，建立從上到下各級的組織。成立全國性的楹聯學會又是破天荒的壯舉，比成立詩詞學會早了三年。這不僅是時間上的差別，更是認識上的差別。有國家級學會率先成立，省市縣各級學會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立，省卻了許多復雜的論證程序，這倒是當初沒有想到的好事。

有了學會，可以進行規劃，把握方向。中國楹聯學會成立伊始，就確定了十四字的辦會方針：搜集、整理、研究、宣傳、普及、創作、交流。這就是我們的“初心”，七個方面，每一項都有許多具體的內容。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們制定了《跨世紀對聯文化發展綱要》，總結了15年的工作經驗。這個綱要，是規劃到2020年的，是“四代會”通過了的。沒有讓宣布《綱要》廢止，《綱要》內容依然有可操作的指導意義，很可惜，現在沒有人還記得住《綱要》，更不要說去執行了，好像它和后來者沒有任何關系了。

有了學會，可以組織協調，辦些大事。有許多事，是個人、是少數人無論如何也辦不了的。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楹聯學會就動員全國力量，編寫出版《中國對聯集成》的縣卷本、市卷本、省卷本。在這些基礎上，2016年，出版了8卷本《中國對聯集成》，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對聯總集。無論哪一級的“集成”，都應該有補充、完善、勘誤、修訂的任務，都應該有從文化學、民俗學、文學、美學方面研究的任務，往往是“集成”一出，束之高閣，很少看到編者和讀者以“集成”為根據進行研究的文章，真是很可惜的事情。

現在有兩種傾向，值得研究。一種是楹聯組織，著眼點放在組織活動上、參加活動上，創作重點放在紀念日、節日對聯上，忽視楹聯組織必須承擔的學術研究作用。一種是網絡上的各種團體，實際上是這個時代大大小小的“聯社”，沒有約束力，沒有大目標，創作成果常常不接地氣，很難在現實中、在社會上發揮作用。

第三個故事，組織大規模的多種形式、多種主題的征聯賽事

清代的征聯，是當場出題，當場評比，當場發獎，范圍很?。幻駠鴷r的征聯，借助報刊，有了聲勢，但也只是局限在文人的圈子里。1984年春節前，中央電視臺等單位發起征聯，來稿數量極大，請一個連的戰士剪信封，據說有17萬副。2007年中央電視臺春節七天，每天征一個對句，來稿有40萬件?，F在，每年網絡內外都有上百次的征聯，每個對聯愛好者都不止一次地投送作品，經過多次征聯鍛煉的、那些被戲稱為“得獎專業戶”的高手，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征聯最核心的是“公平公正”。我從1984年開始，擔任征聯評委，30多年來，遇到和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每解決一個，就前進一步，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學的、能保證做到公平公正的評審制度。

在道義上，為作者負責、為主辦方負責，評委要在承諾書上簽字，保證參賽的沒有與自己相關的朋友和親屬署名的作品；

在制度上，評委會的主體由專家構成，經過初評、復評、終評三個階段，終評必須是投票與討論相結合，為防遺珠，部分終評委從初評即開始工作；

在方法上，作品匿名送審，在內容、平仄、查重上分兵把關，逐級選拔或淘汰，除明顯錯別字其他不得修改，網上公示；

在紀律上，不得泄露評審討論爭辯情況，保證評委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這樣一套制度，使得我們在直接參與的評審中沒有出現過大的紕漏，甚至試過幾次“公開”評審，讓群眾現場觀看真刀真槍評審的全過程，效果不錯。這樣，評審具有權威性，征聯得到社會與作者的認可，而這套辦法，現在也比較廣泛地被移用到評詩、評賦、評文和其他評審活動中。

就目前情況分析，征聯還需要從兩個方面研究：一是征聯活動過于頻繁，在資金到位、評委組成、主題確定、程序規范諸多方面條件不一，缺少保證和明確細致的安排，評選結果一出，引起嘩然；二是為了“公正”，過分強調“規范”“合律”，作品四平八穩，沒毛病也沒亮點，有人戲稱為“征聯體”，這對于提高創作水平，無意中形成了阻礙，而評委們又沒有膽量和世俗叫板。像范文瀾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像朱惠民的“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時”，這樣膾炙人口的經典對聯，要是參加征聯，初評這一關，在平仄和對仗方面一“嚴格”，恐怕都過不了。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四個故事，定出“全國春聯活動日”直接為群眾服務

眾所周知，對聯與詩詞的區別之一，是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婚喪嫁娶，迎來送往，廟堂江湖，寺院道場，茶余飯后，冷嘲熱諷，無一不是對聯的廣闊天地。所謂實用，就是群眾用，人人用，處處用，時時用。其中，最大的用場，莫過于春聯了。

春聯的起源，就是對聯的起源；讓春聯火起來，就能讓對聯火起來。

九十年代，我們把每年的臘月二十四日，定為“全國春聯活動日”，這是源于“二十四，寫大字”的民謠。全國各級楹聯組織在這一天走向基層，走向街頭，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繼承傳統的書春習慣，為群眾書寫春聯。這個活動堅持了下來，與“三下鄉”結合，賦予了新的內涵。這些年，煙花爆竹禁放了，貼春聯與吃餃子、看春晚成為春節三大新民俗。

2005年，央視春晚導演組委托中國楹聯學會，為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各地電視臺撰寫了有地域特點的、通俗有趣的春聯，在春晚上展現，成為當年春晚的一大亮點。每年春節，楹聯專家都會在中央和地方電視臺上，向數億觀眾講述對聯故事，普及對聯知識，與熱愛傳統文化的觀眾一起過有年味的春節。

與電視媒體合作，利用網絡平臺，是接近群眾的最好途徑。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對于楹聯的認識和要求，和楹聯人有很大的差距。首先思想內容要正確，其次觀眾要一聽就明白、一看就明白，任何含蓄、借用、巧藏玄機的東西，都不需要，甚至對仗平仄都沒有太嚴格的要求。這時，楹聯人就要選擇：為了楹聯的宣傳與普及，繼續與媒體合作呢，還是為了楹聯的規范與純潔，與媒體絕交？

第五個故事，“楹聯習俗”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6年6月，國務院公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有518項，第510項叫“楹聯習俗”，委托保護單位是中國楹聯學會。

這無疑是一件大事，大得讓人興奮得睡不著覺。這說明兩個重要的事實：其一，楹聯習俗，是中國的文化遺產，遺產是需要繼承的，楹聯工作者任重而道遠；其二，這個名錄是國務院公布的，繼承和保護楹聯習俗，是政府行為，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政府“委托”的，政府有義務給予政策和經濟上的支持。

“楹聯習俗”，很準確，不是對聯形式，不是創作方法，而是楹聯習俗。習俗，是民俗，是長期在民間形成的，是以群眾的喜好與需要為依據的。

讓“中國楹聯學會”做“楹聯習俗”的保護單位，是爭取來的，也是責無旁貸。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十三年過去了，楹聯人似乎對此無動于衷，沒想到應該做些什么。幾年前我開始呼吁，各地楹聯組織可以在當地“申遺”，履行保護義務，并由此改善生存環境。到底是人微言輕呵，而且不是“主流聲音”，我的呼吁成了過耳旁風，基本沒人理睬。倒是個別人試了試，竟然成功了，比如，廣東汕頭濠江區申請為省級保護，吉林白城、河南西峽申請為市級保護。一些楹聯組織，辦了期刊，出了作品集，完成了當地的對聯集成，不知道該干什么了。其實，“保護楹聯習俗”的事情，該做的事還有很多，可能會多得我們忙不過來。

具體怎么做，我想，大致有這樣一些：

其一，由各級楹聯組織向有關方面申請，批準“楹聯習俗”為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保護單位便是當地的楹聯組織。估計這樣的“好事”，一個省、一個市只能批幾個。

其二，當地的楹聯組織順理成章、有政策依據地實施保護。組織召集，成立當地的“楹聯習俗保護委員會”，下設兼職的辦公室、專家組、資料組、宣傳組。政府委托我們做這件事，是讓我們替政府把方方面面的專家與部門組織起來，共同做好，不是只讓我們楹聯組織大包大攬，否則，必定孤掌難鳴。

其三，請專家和長期從事楹聯工作的人，反復討論，深入論證，明確“楹聯習俗”包括哪些內容，從而結合全國和當地實際情況，制定《楹聯習俗保護規劃》，有條件的地方通過基層人大制定《楹聯習俗保護條例》，那就更有地方法規依據了。

其四，作為上述保護規劃的一部分，進行名勝楹聯、行業楹聯、居室楹聯的普查登記。如果不進行普查登記，不明確保護的范圍和對象，所有的“保護”都是空談。

我是現存中國楹聯學會最老的會員，會員證編為6號，排在我前面會長和四位副會長都已作古。我向中國楹聯學會和各級楹聯學會建議，制定并實施《全國（或某地）楹聯普查登記辦法》。

普查登記，要像對待文物一樣，登記名稱，內容，作者，書者，字體，材料，形狀，規模，制作時間，重制時間，移動情況，相關掌故。

普查登記，要像保護古樹一樣，記錄，造冊，標牌，編號，拍照，不能隨意撤換、破壞、移動、重制。

普查登記，要明確責任單位，確定保護人，向文化旅游部門申請保護費用。對于被保護的楹聯，可以在當地報紙等媒體，開辟專欄，進行不間斷的大力宣傳。

普查登記，要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區分保護級別，大體上，可以考慮全國級、省級、縣級三個等級，后期可以確定一批《楹聯保護單位》，正式掛牌。為保護單位爭取一點一次性保護費用，爭取不到，也不能收人家掛牌費。

全國的楹聯普查登記，可以設想在五年到十年時間完成，屆時，可以出版《中國楹聯保護圖錄》的全國卷和各省卷。

我以為，這個工作有些地區現在就可以做，比如河南三門峽、山西運城、吉林白城，條件比較成熟了，各方面的關系比較順暢了，通過普查登記，積累經驗。即使全國普遍開展起來，不也要先行試點嗎？

今年，中國楹聯學會要召開八代會，我希望大會工作報告能寫進保護楹聯習俗的內容，甚至開始規劃普查登記。如果這個聲音能夠傳播開來，這個計劃能夠實行開來，甘棠高峰論壇也是做了很有實際意義的好事。

幾十年來，楹聯人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只是講了其中的五個。這五個故事，有的已經做完，有的正在路上，有的剛剛開始。無論做到那個地步，也都有經驗與教訓兩種思考，也都有成績與不足兩個方面。

楹聯史告訴我們，楹聯之所以在清代和民國達到鼎盛，是因為它最善于吸納，也最善于創新；優秀的楹聯工作者和楹聯學者，都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也具有水滴石穿的韌性；走上楹聯這條道路的朋友，也都經過明智的選擇，經過精心的探索。環顧上下左右，放眼古往今來，讓我堅信不疑的是——

后面的楹聯故事，會更加精彩！

顧問：常 江

主編：楊 旭 副主編：徐文德 江孔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