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四大詩經|漢代詩經歷史闡釋的詩學意義

《詩經》的佚名作者大多無法考證，是由尹吉甫收集、孔子編纂的。

一個

以《詩經》為史，歷史地解讀《詩經》，是漢代《詩經》詮釋的一個基本傾向?！傲浗允贰?，“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章學誠語)?！敖浀洹笔恰跋韧酢睍r代的政教經典和歷史文獻。以經為史，經史結合，可以說是經學家對待“詩”的普遍傾向。然而，在學者眼中，《經》不僅僅是一部歷史文獻，更是圣賢為后人創造的神圣經典。它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記錄和反映，還包含文化傳統、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等方方面面。這里討論的“以詩經為史”，主要是從把《詩經》作為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以歷史的態度對待《詩經》的角度出發。這種傾向，應該說，早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蹲髠鳌泛汀秶Z》引用了數百首詩歌，其中許多與歷史和政治事務有關。

清代詩論家老筱萸說:“《左氏春秋傳》學詩最好，尤其是講詩；詩歌在涉及時事時，常常標上“①”。人們認為，早在《左傳》中，人們就把詩歌與歷史聯系在一起，認為它能夠承載歷史。漢代《詩》史闡釋傾向的形成，與先秦時期闡釋《詩》的傳統有關。但先秦時期將《詩經》視為史實，并未明確提出《詩經》史評的觀點。先秦詩學觀的主要特點是以詩為教，強調詩歌的禮樂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很少涉及詩歌與歷史的關系，這從孔子等人的詩學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先秦時期，是孟子明確地將《詩經》與歷史聯系起來。孟子提出“王跡與詩亡，詩亡于春秋未作”的觀點，并將《王跡》史籍中的詩三百定位為王道教化史，可見他對詩與史關系的高度重視。在孟子對《詩經》的具體引用中，不難發現《詩經》被視為歷史的例證，是與歷史事件相結合的。比如孟子？滕文公說，“周公還征服了敵人，趕走了禽獸，百姓首選& hellip& hellip詩里說:& lsquo第戎是假的，舒靜是懲罰，所以我不敢接受。無父無君，是周公。孟子認為，周公吞并了夷狄，趕走了百獸，人民安居樂業，那么《詩經》？松露？宮里用詩句贊美周公。今天，許多人認為這首詩是贊美魯國的Xi，而不是周公。不管孟子的解釋是否正確，他的基本思想是把《詩經》和歷史結合起來，《詩經》的歷史互相印證?！睹献印分幸灿幸恍╊愃频囊谩对娊洝穪斫忉尅对娊洝返睦?。然而，孟子并沒有明確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應該說，以史為據明確提出“史”的觀點，對“史”進行全面的歷史闡釋，是從漢代開始的。

以《詩經》為史，是漢人普遍的觀念。今天的三位詩人也有引《詩經》為據，以《詩經》為史的傾向。漢書？《藝文志》在解讀金文的三首詩時，認為它們“取春秋，采雜論”，具有史詩結合的特點。在三首現代詩中，韓石與歷史的關系最為密切。清代詩論家陳喬宗在解釋《韓石外傳》的特點時說:“你看《韓石外傳》的雜文，應記春秋時的引經據典和雜言，或引詩證事，或引事明詩，以便& lsquo示之為法，示之為師”(《漢詩遺風考辨》)，也就是說，它的特點是史與史、史與理的融合。許在談到《漢書·詩傳》的表現形式時，也認為它是“既繼承了《春秋》講明事理的傳統，又把說的事和詩結合起來，成為事詩結合，即史詩互證的特殊形式”(2)。然而，韓石詩史互證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史互證?！俄n石外傳》屬于金文薛婧體系。金文薛婧注重小言大義的解釋，《韓石外傳》也有這樣的特點。其引用故事的主要目的是說明意義，作大義小釋，并不刻意追求《史》與歷史的必然關系，是否真正記錄和還原歷史。許在談及《韓石外傳》中“詩”與歷史的結合時，也認為這只是一種象征性的結合，使歷史中具體的人和事成為“一種普遍性和適當性的象征”(3)，而不是真正將“詩”與歷史結合起來，以此來解讀和還原歷史中的“詩”。

正是石矛真正體現了歷史與詩歌的結合，對詩歌進行了全面的歷史闡釋。在毛詩歌體系中，尤其突出地體現在《毛詩序》和鄭玄詩歌中。

毛《詩序》對《詩經》詮釋的突出特點是“以史證詩”?！睹娦颉分饕越鉀Q問題的方式描寫背景，將詩中的人物和事件與歷史上的實際人物和事件聯系起來，闡釋詩的主題和意蘊。詩譜，以“譜”的形式，研究和解釋各國各種詩歌的歷史地域和文化背景，以及詩歌的風格，從而解釋詩歌?！对娦颉吩?“易、李皆老，其年不詳。《太史志》始于民國，繼宣、游、之后，至春秋時期居第二位，故以李斯譜為據。欲知緣起何處清，何處濁，上下循之，存之；如果你想知道風化的氣味是什么，你應該沿著線觀察它。這首詩的大綱也是。給個提綱和一千條，解個卷，把條條都解釋清楚。強則鮮；你瘦了，你就少了，所有的君子都樂意和你在一起。”孔《石矛正義》說這段話是《〈詩經〉總則》④，也就是說，它解釋了鄭玄為什么要寫《詩經》總則。這段話主要包含三層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濁處，當以鑒之”，即按時代考察周代社會政治的興衰；第二，“要想知道風化的氣味在哪里，就要在旁邊觀察”。按孔的解釋，這段話是:“凡屬其美之詩，應譯為，觀其詩，可知風化得失，知其香臭，皆是善惡之喻?！雹?，就是你要考察政治教育的得失和各國的社會習俗；第三，“提綱挈領，千條解釋一卷，條條解釋全”，即要有從時代和社會的整體認識中把握《詩經》含義的眼光，要從每首詩的解讀中感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以及政治風俗的好壞。顯然，這些思想和方法可以看作是孟子“知人論世”、以《詩經》為史的觀念的發展。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試圖通過對背景和史實的考證來“知人論世”，引導讀者更好地把握《詩經》的意蘊。但與孟子相比，這些思想和方法在理論上更為系統，凸顯了《詩經》作為“史”的巨大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毛的《詩序》和《詩譜》也提出了雅正變說，強調政治、時代、歷史背景對詩歌功用的決定性影響，都凸顯了漢人對“以詩為史”觀念和方法的自覺。朱自清在《清談》中評論毛的《詩序》和鄭玄的《詩》時說:“都是以史證詩”。他還認為鄭玄的“以史證詩”更為突出，“以史證詩是他手中的一大功業”。事實上，以史為《詩經》佐證，《詩經》為史，也是漢代普遍的傾向。我們在考察漢代四首詩時發現，無論是的三首詩，還是古代的毛詩，都是采取“以史證詩”的方式，將詩與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聯系起來，為詩提供特定的歷史背景，然后闡釋其主題。比如以《詩經》首詩《關雎》的解讀為例。文章中的三首詩將其解讀為刺詩，與刺死康王的史實相聯系，而石矛將其解讀為美詩，與歌頌后妃之德相聯系。可以說，他們都采用了“以史證詩”的方式來描寫詩歌。當然，三首“以史證詩”與毛詩歌也有所不同。主要區別在于毛詩是根據時代的盛衰來分詩的，幾乎每一首詩都被賦予了詩的技巧，都是為世界預定的，都與歷史上具體的人和事有關，而三首詩則沒有這樣的特點。以《詩經》為史，對《詩經》的歷史解讀不僅限于經學家，也是漢代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普遍采用的策略。在漢人眼中，《詩經》是“經典”，是王道教化的產物，自然也可以作為治國、資政的重要依據。出于這個目的，他們習慣于把《詩經》看做歷史，希望通過《詩經》提供歷史參考。這一點從陸賈在漢初的回信中就可以看出，漢高祖立馬得天下“詩書”。也可以說，從漢初開始，《詩經》就開始贏得了政治上的首要地位，成為了帝王們學習歷史的工具?！妒酚洝?、《漢書》中有大量事例記載統治者引用《詩經》中的句子作為古訓和歷史教訓，并作為治國的依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史記？孔子家說孔子刪詩是“以齊、后紀為依據，中間描寫殷、周之繁華，是雅之不足”。在這里，司馬遷認為孔子刪詩已經顯示出歷史的線索，從中可以看出殷周王政的興衰，也可以明顯看出詩就是歷史。

二

以《詩經》為史，歷史地解讀《詩經》是漢代詩學的一個基本傾向，這一傾向常被學術界所否定。但如何評價這種傾向是有爭議的。學術界有一個普遍的觀點，就是認為漢人以《詩經》為史，以史證史，是沒有歷史依據的，只是一種違背《詩經》本義，掩蓋《詩經》本來面目的穿透式依附。這一觀點早在古代史學者中就已提出。如顧頡剛在《論詩序附史實的方法》一書中，認為漢儒以“無中生有”的方式隨意闡釋詩歌。鄭振鐸在談到《毛詩序》的這一特點時，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毛詩序無根據，后世漢人混經附詩?！雹咄瑫r，這一觀點也得到了現代《詩經》學者的廣泛贊同。如夏傳才在《毛詩序》中對“以史證詩”的評價:“者，即屬解詩三百零五首。它說的大部分時代和故事都是附帶的歷史傳記和雜記，而且是& lsquo該詩穿刺法的歷史證據所暗示的詩歌主題有許多謬誤，歪曲了該詩的原意?！彼€說:“對小旭的曲解就像瓦礫和迷霧一樣，掩蓋了《詩經》的真實面目。我們必須把它們完全放在一邊，用新的觀點和方法做出正確的解決?！雹?/p>

當然，這種觀點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漢儒“以史為史”確有依附之弊。而漢儒試圖建立一套完整的按時間順序解讀詩歌的體系，將《詩經》中的人物和事件與歷史上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對應起來，從而還原歷史，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漢儒這種解讀《詩》的方法就完全不靠譜，它背離了漢代乃至中國詩學理論發展的現實。筆者認為，漢人的《詩》史對漢代乃至整個古代中國詩歌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漢人以《詩經》為史，將歷史上的具體人物、事件與《詩經》中的詩詞對應起來，賦予《詩經》以技巧。雖然不能還原《詩經》的技巧，但對其中很多詩句的解讀都是基于充分的歷史，讓讀者更好地理解《詩經》、作者和時代的關系，以及《詩經》的文本意義。對于這一點，古人早就知道了。比如宋代詩人葉適在談到《毛詩集序》的作用時說:“詩人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系。與詩歌無關。其余的發明，或技藝，或詩詞，都是秦漢以前的。淺深雖不能盡善盡美，詩讀者可以以其時考之，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