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靜對子書：《以紙代簡考》[1]以后對子書，您好像沒有再進一步研究紙書。您是什么時候離開漢唐轉(zhuǎn)到先秦的？

劉光裕：我年齡大了對子書，無法只顧漢唐。先秦與漢唐前后相接，不了解先秦書籍，也不能完全了解漢唐書籍。我大概從2004年離開漢唐，涉足先秦。開始幾年，文章寫得還算順利。像《中國出版史的對象、范圍與分期》[2]這樣的文章，只能涉足先秦以后才能寫出來?！渡讨芎唭钥坚尅罚?010年）[3]與《簡論官書三特征》（2011年）[4]這兩篇文章也還算順手，原因是比較熟悉漢唐資料。例如甲骨文中“冊”字，從字形看都是“一長一短，兩編”?！耙婚L一短”指一長一短兩根簡片相間排列對子書；“兩編”指用兩根編繩。我在《以紙代簡考》中考證過自漢至隋唐上千年策書（冊書）一直沿用簡策（北宋策書才改用紙），而且同樣都是“一長一短，兩編”。由此推斷在商周時期，“一長一短，兩編”為“冊命”的專用簡策。既有專用簡策，必有通用簡策。通用簡策的簡片理當是長短整齊一致，編繩則兩道、數(shù)道皆可。像商周史官記事、醫(yī)官藥方、諸侯“簡書”所用理當是長短一致的簡策。再如，自漢代開始作者都在作品上署名，代表作者享有著作權(quán)（署名權(quán)）。根據(jù)這一點，再看漢以前官書與子書的作者都不署名，可知漢以前作者一概不享有著作權(quán)（署名權(quán)）。中國古代史是連續(xù)的，未有間斷，故而掌握后代的資料，有時可以用來解釋或理解前代的事情。

2011年開始著手寫《孔子與官書制度》[5]與《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6]。這兩篇文章約九萬來字，寫了四年半，一月平均不到兩千字，寫得十分艱苦。到2016年初才返回漢唐。滯留先秦十二年之久，是原來沒有料到的。我文獻功底不如人，查閱文獻資料太費功夫，可能是原因之一。此外，有些問題發(fā)現(xiàn)了，其中道理一時難以想通，也是一個原因。例如，是否要寫商周時期的口述文化傳統(tǒng)，長期猶豫不決，不敢動手。我撰于2001年的《簡帛時期書籍流通資料》（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已收進許多口耳相傳的資料?？墒?，對于官書早已存在，為什么還要口耳相傳的原因，總是想不通。以前，不少學者認為是“簡牘繁重”，一開始我是同意的。后來，想到先秦的諸多口傳作品都在西漢錄為文字，而西漢仍用簡牘，可見“簡牘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這樣想來想去，直至寫了《簡論官書三特征》之后，才略知其中緣由。鑒于官書三特征長期存在，由此決定官書從來沒有成為社會傳播工具，官書時期，文字作品很少在公眾間流布，所以與官書三特征相適應(yīng)的社會文化，只能是口述文化，也必然是口述文化?！蹲髠鳌酚洿呵飼r貴族“立言”，如子產(chǎn)、叔向、叔孫豹等。這些“立言”者只將內(nèi)容口述，再由史官用文字記錄下來，他們自己不將口述內(nèi)容著為文字作品，這就是口述文化的典型表現(xiàn)。章學誠說“私門無著述文字”（《校讎通義·原道》）。“私門”指貴族。貴族沒有文字著作，彼此交流不以文字為媒介，主要靠“口舌傳事”，所以春秋以前長期存在口述文化傳統(tǒng)，當為不易之事實。把諸如此類的道理想通了，動手寫《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中“以文字取代口述”這一節(jié)，倒是困難不大，可是時間已經(jīng)到了2015年。

陳靜側(cè)記

先秦出版問題，是出版史研究中最困難的部分。這一時期，書籍材料為竹木簡，與之相關(guān)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雖然研究成果較多，但集中于書籍形制問題，且往往說法不一，特別是在流通領(lǐng)域，幾乎看不到系統(tǒng)而有說服力的成果。出版史論作大都有意簡化或回避先秦階段，只是圍繞一般的簡牘形制以及簡書種類等做做文章。劉老師考慮清楚漢唐書商問題后，對漢唐書籍的流通問題有了一個比較通透的看法，隨后即轉(zhuǎn)入先秦，他說，這是最難的一段，做得人少，所以，他要來做。

劉老師對章學誠頗為看重，他說章學誠的史觀是保守的，不值得學習，但他很多問題看得很通透。劉老師對官書的理解，就受章學誠啟發(fā)。以我淺見，對先秦“口述文化”的產(chǎn)生原因，迄今為止，以劉老師結(jié)合官書特征的闡釋最具說服力。老師在不疑處存疑的精神同樣讓我印象深刻。先秦時期口述文化的產(chǎn)生原因，以“簡牘繁重”的常見觀點來解釋，看上去也沒什么毛病，但劉老師卻不滿足：“先秦時期，官書早已存在，為什么還要口耳相傳？先秦的諸多口傳作品都在西漢錄為文字，而西漢仍是用簡牘的，可見‘簡牘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闭沁@些針對常見觀點的質(zhì)疑，催使劉老師深入思考，進而寫出了《簡論官書三特征——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該文結(jié)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全面闡述了先秦書籍之特征。

2004年后，劉老師轉(zhuǎn)向先秦。有時，他想通一個問題，會打電話跟我聊，常常一說就是幾十分鐘，我聽得有趣，老師講得也起勁。有一次，劉老師說，做研究是需要跟人討論的，有時他跟我講著講著，會突然產(chǎn)生靈感。在跟隨老師做出版史初期，劉老師曾讓讀他的一篇文章，問我的意見，我剛剛?cè)腴T，看來處處新鮮，有一段讀了好幾遍才明白，遂請教老師，我的理解是否準確。過了幾天，劉老師突然跟我講，他重寫了這一段，因為我讀了好幾遍，說明他沒寫明白。老師說：看，你對我?guī)椭€蠻大的呢。在先秦階段的研究中，劉老師寫得最舒暢的文章是《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那大約在2015年春夏之際。近些年來，每到夏季，老師都要到濟南南部山區(qū)住上兩三個月，他在那里有一套小房子，濟南的南部靠近泰山，山勢起伏，空氣清爽，老師帶上筆記本電腦，在南部的小房子里，幾乎是一氣呵成，寫就了《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當然，這之前的準備工作早就做了好幾年。今年6月，老師依然到山上避署，期間跟我電話聯(lián)系，感嘆說，自己真是老了，無法回到當年寫《子書崛起》時文思如涌的狀態(tài)了。今年夏天，劉老師要修訂他的兩部書稿——《蔡倫造紙與紙的早期應(yīng)用史》和《劉光裕編輯學文集》。這兩部書稿本擬于2020年完成，但就在2020年的上半年，劉老師因高血壓住進了醫(yī)院，書稿的事就中斷了。出院后，老師又經(jīng)過了一段時間的休養(yǎng)。他反復跟我說，高血壓的事他大意了，因此延誤了書稿，心里很不安。好在這個夏天，老師身體恢復得不錯，遂在山上的小屋里，投入了書稿的修改工作。

參考文獻：

[1] 1998年劉光裕在《編輯之友》上連載《紙簡并用考》（1998年第2-4期），但全文未能載完。1999年，劉光裕改寫此稿，做了較多修訂，后收入劉光裕著《先秦兩漢出版史論》（齊魯書社，2016年）。

[2] 《中國出版史的對象、范圍與分期》，《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3] 《商周簡冊考釋——兼談商周簡冊的社會意義》，《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4] 《簡論官書三特征——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5] 《孔子與官書制度——孔子對書籍傳播的歷史貢獻》，《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2期。

[6]《子書崛起與書籍變革》，《文史哲》2016年第5期。

附：劉光裕先生訪談（一）：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古代出版史？劉光裕先生訪談（二）：系統(tǒng)研究出版史為何先從漢唐入手？劉光裕先生訪談（三）：漢唐書商不搞發(fā)行劉光裕先生訪談（四）：紙書的問題

作者簡介

陳靜，山東大學文學博士。濟南大學教授。研究興趣集中于中國古代出版文化對子書；近年來關(guān)注女性與出版問題。出版有《唐宋律詩流變研究》《圖說中國文化·藝術(shù)卷》等著作。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所撰傳統(tǒng)文化普及類作品輸出版權(quán)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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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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